我的谍战岁月第428章 自白书

“组织上已经向国民政府提交了驻上海八办的名单伯特利医院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也在里面。

”彭与鸥喝了口茶水说道。

程千帆惊讶的看了彭与鸥一眼没想到彭与鸥竟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几近完美的解决了危机他心中暗暗点头赞叹不已。

国立复旦大学正在为秋季开学做准备轰隆而过的日军飞机倾泻在校园里的炸弹江湾镇周围越来越近、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散了复旦师生对新学期的憧憬。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复旦大学可能将向学生们发出校史上首个‘取消开学’的通知。

复旦大学副校长南轩先生在学校内部会议上表示‘怀着本校传统的爱国精神绝不许我们在敌人铁蹄下开学的信念’学校要为上海可能沦陷提前做准备： 学校要开始整理、从日机的轰炸下抢救重要档案、文史资料、重要仪器做好撤离上海的准备。

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以及提前安排一部分人员撤离上海的同济大学等等高校的历史教授们也接到了任务： 编写、保护历史教材告诉子孙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避免亡国灭种！ 鉴于复旦大学目前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白若兰也不能在新学期来学校旁听。

程千帆借口来为白若兰领取课本和讲义顺理成章的和彭与鸥会面。

…… 针对伯特利医院之事程千帆同彭与鸥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如何避免我党同志因为孩子们无意间的举动而暴露。

讨论的话题有些可笑。

孩子的天性是纯真的孩子们何其无辜。

但是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

类似的事件此前也曾经发生过。

最着名的莫过于任培国同志当年在公共租界被捕之事。

当时任培国同志前往靠近杨树浦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参加秘密会议。

不过此住所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侦知。

在任培国尚未到来之时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三名提前赶到的与会同志巡捕行动迅速以至于同志们没有来得及发出示警讯号。

任培国来到会议地点后见门上并没有显现出事的信号以为一切正常便信步登上台阶敲响了房门。

门刚打开一半警觉的任培国立刻发觉情况异常转身即欲离去但为时已晚多名巡捕冲出来双手按扣住他。

一个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该机关一位女士说出任培国的身份和姓名。

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同志。

抱着牺牲之决心的李灿英坚决表示“不认识来人”。

任培国也立刻解释说走错房门了。

但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灿英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儿子。

任培国非常疼爱这名烈士子女经常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省钱出来给孩子买糖果补充营养故而孩子与他很亲近。

雨雾中三岁的小志成辨认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扑了过去亲热地依偎在任培国身上…… 如此任培国被捕。

不过他始终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在遭受了三十多天的严刑拷打后依然不承认自己是红党。

而当时正领导特科的翔舞同志亲自指挥设法托关系、又请律师、打官司将任培国同志营救了出来。

程千帆和彭与鸥讨论一番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类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爱情也要结婚生子。

说句最直接也最残酷的话没有了孩子们同志们牺牲了谁来继续革命！ 而且在地下潜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护。

所以这种情况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谨慎小心一些。

不过彭与鸥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议： 潜伏人员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们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说具体到此事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标语性质文字具体到以后考虑到上海可能沦陷之情况便是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性文字。

可以教导孩子识字但是不能针对性的教导标语性文字。

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无论是程千帆还是彭与鸥都是格外重视。

…… 程千帆向彭与鸥汇报了刘波被引渡之事特别提及了刘波在被押上囚车之时高歌《国际歌》的场景。

“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

”程千帆摸出烟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过的同学们没有给彭与鸥递烟而是自己抽出一支烟然后随手将烟盒放在桌面上请彭与鸥自己拿。

“我几乎下意识的认为刘波是自己人了。

”程千帆摇摇头。

“说说你对此事以及对于刘波的看法。

”彭与鸥摸过烟盒抽出一支烟随手将一份讲义递给程千帆指了指里面的内容然后点燃手中烟看着程千帆在讲义上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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